跟着公司打拼了七八年之后，将近1000名员工将成为拥有超过100万港元身家的富翁。如何迎接这样一群人？阿里巴巴人力资源资深副总裁邓康明说，“在即将IPO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当作一个项目在研究，上市对很多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B2B公司人员的组合上，50%是工作一年以内的新人，哪怕工作了五年八年的人也不过30岁多一点。马云在管理会上也强调优胜劣汰，“想松口气，贪图安逸的，我也理解你们，但是你们要离开，”邓康明认为，这种压力和自我要求也会驱动他们还要往上走。也不排除少数人会出去自己创业，但不是规模性的。
戴珊说，“如何找到员工成就感的驱动点。这是对管理的挑战。我们也会跟员工分层级沟通，三年以上的，五年以上，一线员工，都得沟通，也会考虑到没有股票的人的心态和有股票的，会出现哪些状况，不断发现问题去解决。”
外来者们
尽管阿里巴巴非常相信自我培养，愿意从土生土长的“老人”中提拔管理层，但随着业务的扩张，对高级人才的需求迫使阿里巴巴不断从外界吸纳人才。2004年从微软来到阿里巴巴的邓康明是阿里巴巴最早的一批从外面找来的高层，他笑称自己现在已经是介于“新人”和“老人”之间的“中人”。到了2005年、2006，年则出现了跨国公司高管大规模进入阿里巴巴的现象，知名的有百事可乐（www.pepsi.com.cn）中国财务负责人吴伟伦、百安居（www.bnq.com.cn）（中国区）总裁卫哲、长江商学院企业战略管理教授曾鸣，美国沃尔玛百货集团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全球采办总裁崔仁辅等人。
吸引如此多的跨国人才加盟，自然是源于阿里巴巴的魅力。邓康明开玩笑说，呆在杭州，就跟呆在微软总部所在的西雅图一样。“在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上你被赋予的空间远远大于一个跨国公司的中国机构。在跨国公司的亚太区或中国区，你不能参加到比较重大的决策中；在阿里巴巴，则对原创性的要求就更高一些。”但新的问题是，这些高管以前在跨国公司训练的强大经验，怎么保证能原创出适合这个土壤的东西？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于是，阿里巴巴尽量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他们用一个特殊的词汇—“药性”来形容他们看中的特质，看员工在价值观上是否与阿里巴巴的“六脉神剑”相符。邓康明说，“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很高级的人，有的做到跨国公司的总经理。但如果软性部分让我们担心的话，即使硬件再强，我们还是会放弃。”
不管这些高管如何具有“药性”，刚进入到阿里巴巴，仍然有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的感觉。比如，一些高管在跨国公司已经习惯了拥有专车和司机、旅行时坐头等舱或商务舱，而阿里巴巴这样一个还在打拼阶段的创业公司是不主张这样的行为的；再比如，在阿里巴巴吃饭都是AA制，即使跟马云吃饭也是如此，而在跨国公司都是职位最高的人付钱，他们认为如果让下属付钱会滋生腐败。
每一个进入阿里巴巴的职员，从底层到高管，都必须经过“百年阿里”这一关，用三天到一个礼拜的培训，学习阿里巴巴的价值观。针对高管，还有“中央党校”制度，马云经常会把这些高层召集在一个茶馆里，轻松地聊天，说一说不满和痛苦。孙汉杰是台湾人，今年7月刚到阿里巴巴就任B2B市场及业务发展部副总裁，之前曾在北京电通、Agenda北京担任要职。四个月里他就经历两次马云亲自主持的这样的沟通，他很诧异，“我想象中很多大公司的老板在文章、大的活动中才看得到，讲一些云里雾里的话，但来了阿里巴巴发现，马云总是在落实，真的在这么做。”
十字路口
孙汉杰刚来阿里巴巴时，经常有最基层的员工直接跑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讲自己在市场部遇到的各种问题。最开始他还有点不适应，“在其他公司，秘书早就把他们给挡掉了。”但马上他就发现这正是阿里巴巴非同寻常的地方，这个不断走向规模化和规范化的公司却没有大公司的官僚气息，“阿里巴巴员工的想法是为了达到我的目标，完成我的工作，不管你是什么位置的人，都敢冲进去来理论。而大公司的官僚一形成，你就不敢说话了。”
邓康明说，在阿里巴巴，你可以跟马云拍桌子，他也可以骂你，但这是一种跟老婆孩子吵架的感觉。我们会继续延续这种家庭的氛围，但是在决策的过程上会更加体系化标准化，靠一个委员会来做这些重要的决定，过去完全是马云的直觉和他对行业的认识。
现在阿里巴巴正处在这个转变的十字路口，但庆幸的是，阿里巴巴清楚地知道由哪些人来完成这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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