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红楼梦》,有人看到了淫,有人看到了爱情,有人看到了社会没落.韩国影星崔真实之死,似乎也是如此.很多人看到了网络暴力,有人高呼要跟国际接 轨,“限制毫无约束的网络自由”.而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却剑指韩国社会,“在韩国社会,带着单身女性,尤其是离婚单身妈妈的头衔,那就属于"贱民 阶层".”并正面抨击韩国媒体,“几乎没有一家媒体,谈及作为一位离婚的单身妈妈生活在保守的韩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
我比较信服《时代》的说法.崔真实当年因《星梦奇缘》而大红大紫,而后与棒球明星赵成敏结婚,生下一儿一女,但终因家庭暴力而分手.离婚后,“电影及电视制作方都忌讳给她分量重的角色.理由是崔真实是有两个孩子的离婚妈妈.”而她又勇敢地碰触社会忌讳,公开谈论单亲妈妈问题,希望改善社会歧视现状.这更为她带来了麻烦.
崔真实最后的确是因有人在网络上散播恶意流言而死,但没有整个韩国社会对离婚妈妈的歧视,这些流言可能产生如此巨大威力么?流言这朵恶之花,只有在合适的社会心理土壤上,才能蔓延盛开.网络在这其中不过只是一种媒介质罢了.当年阮玲玉之死,尚没有网络这种东西呢,恶意流言不同样快速传播催逼人命!
网络暴力问题在国内总是受到特别的重视,呼吁加强管理的音量很大.而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对网络实行实名制的韩国,更是不断地被作为国际惯例加以引证,但实名制在韩国却饱受争议,更被指“韩国的网络政策令人羞愧”,实际施行效果并不佳.
网络暴力是一个问题,也需要应对.但诚如有法学家所言:网络暴力所涉及的问题,在民法中都可以找到应对,完全不必再引入新法.且网络技术尚在快速变化中,法又怎么立呢?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没有在此问题上立法,显然不是偶然的.韩国毕竟是东方国家,东方的习惯思维就是政府管制万能.可我们要明白,对于社会管理而言,绝不仅仅只有政府管制一途,还有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与个人反省这样的路径可选.
出了问题,先问社会有什么责任,自己又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偷懒地把问题一把推给政府就了事.这种自省精神,大约就是《时代》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崔真实之死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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