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一些“恶搞”确实太离谱，颠覆了主流价值观。如昨日《大河报·今日观点》版以四篇文章的力度猛批一些显然违背公序良俗的“恶搞”，就是很必要的。但其中有作者和上述专家一样，忧心忡忡地呼吁要通过立法或修订相关法律来惩治“恶搞”，笔者又觉得未免太“严重”了。

从法理的视野看，作为公共管理部门，出台任何公共政策应该是审慎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不能因事立法”，不能因具体琐碎的事而随意出台公共政策。只有当公共领域内的某种冲突或现象演化得较为激烈，并上升到一个具有普适性和代表性的层面和阶段时，公共管理部门才有必要进行调控，并因此而出台相应的公共管理政策。否则，如果公共管理部门事事都要出台政策，动辄“立法”，随意“立法”，就会陷入“大炮打蚊子”的陷阱，而公共政策也往往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并间接损害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严肃性。

就像有人所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道德并不会因为一个“恶搞”而沦丧。“恶搞”作为一种“社会病”，还需要从拯救社会道德生态和社会良知修复的视角对症下药，而不是“立法”的介入。与“人品计算器”这种无聊软件相比，也许把房价弄成每平方米一万多元人民币这种“恶搞”，更值得通过“立法”等公共治理手段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