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来源：国际航空报 记者 李礼 李悦 摄影 沈铁
对话语录
我对目前中国商业文化统治一切非常不认同。
互联网的影响力太强了，让你原来的很多思维、信念坍塌掉了。
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个媒体人士，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
我最害怕中国社会变成没有价值，没有尊严，没有信仰的社会，所有的中国人变成做事无底线，做人无原则的人。
中国的未来学家？
本报记者：外界对你的评价一直很高，在关于数字化对中国影响方面，因为把《数字化生存》翻译到国内，你被称为“中国数字化的第一人”，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胡泳：这是我个人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我刚开始做互联网是1995年的时候，到现在有十二年了。好多想法当时觉得还不是很现实，但今天回头来看，好多东西不仅是现实的，而且甚至是过于现实了。就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来看，我觉得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做了一件合适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个人从事媒体行业以来，做得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本报记者：很多人觉得你像个未来学家，大概是因为以前说的很多网络方面的东西到现在都一一兑现了，你觉得自己是个未来学家吗？
胡泳：我是做媒体的，自己对技术不是很通。我对互联网发生兴趣的原因很简单，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网的感觉。那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校园里已经有互联网了，社会上还基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东西。1995年的时候北京
电报局可能有3000个互联网用户，但在校园里已经有了E-mail、bbs等。
1995年10月，我第一次去清华大学上网，在一个bbs上大家在讨论台湾问题。这样一个媒体形态给我特别大的震惊。因为这在我们那个做媒体的时代是绝对不能想象的。我们那时在做《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中国没有生活周刊，大量模仿美国的《时代周刊》。与读者互动唯一的通道就是在前面做读者来信，这在当时是个新鲜的东西，觉得和读者拉近距离了，增强互动了，但这种互动和互联网相比太苍白了。所以我当时特别震惊，觉得互联网一定会超越所有的媒体。那次上网经历改变了我，从那以后我到处搜集互联网的材料，我上网，凡是有Internet字样的东西我就拷下来，琢磨它。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写本书。在找材料的过程中，翻译了《数字化生存》。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有颠覆未来的本事，主要是互联网的影响力太强了，让你原来的很多思维、信念坍塌掉了。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改变很多未来的事情。
本报记者：刚才你说到从事媒体行业，除了曾经做过的传统媒体，还做过中央电视台的总策划、总导演、互联网评论家、管理图书出版人、专栏作家等。感觉跨度比较大，你自己如何理解其中的共性或逻辑？
胡泳：其实总的来讲，我个人做的事情有一个阶段性。我自己是学媒体的，一直在做媒体，到现在为止做了十几年了。开始就是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媒体记者一样，采访、写作。开始是做报纸的记者，然后做《三联生活周刊》经济板块的主笔，也就是做杂志。但是在做杂志的过程中我觉得互联网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个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工夫在推动互联网上面。与此同时，我自己除了在做数字文化外，对企业管理也发生了兴趣。
在平面媒体和网络的工作大概一直持续到2001年左右。然后我进入电视台，电视台看上去是一个跟平面媒体不同的媒体样式，但其实我在里面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做的基本上全是财经，是宏观经济、企业管理。所以在大跨度的活动中，我的基本活动内容具有一致性。等于说我做的基本就是两件事：互联网和管理。看上去可能做过的事情比较多，但个人的主要兴趣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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