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成功的非技术因素
本报记者：在工作重心发生改变后，互联网方面你最近参与的似乎少了一些？
胡泳：互联网仍然在做。我们曾经在1997年的时候做过一套《网络文化丛书》，当时是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最早从文化角度看互联网的一批著作。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计划再做一批关于互联网的丛书。做这个书本意不是想赶时髦，因为互联网它本身表层的东西或者说是尘土飞扬的东西特别多。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和国外的互联网在我看来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由于中国本土土壤的不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不同，中国人本身跟外国人不同。大家都说互联网是无国界的，但中国互联网产生的很多东西确实和其他国家的互联网是不一样的。
十年以后，再来做书的时候，我的第一主张是，我们要做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东西。要观察中国互联网真正的问题，不是像十年前更多的是以引进为主，告诉中国人什么叫互联网，互联网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当时肯定是以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或者技术成果的目的为主。但是十多年以后，感觉一定能从中国互联网的本土经验总结出一些东西来，这是一个基本的主旨；第二，就是希望能够在尘土飞扬的地方穿越尘土看见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不求你有多长的历史价值，但是对于现实这种纷繁喧嚣杂乱的东西你有一个沉淀，然后你能用学理总结归纳出一些东西来。这套书在明年年初大概会推出五六本，这个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本报记者:刚才提到了互联网的中国特色。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包括像新浪这样的一些门户网站的成功，有一些中国特色，认为中国互联网承载了很多民生和民主的意义。你的理解也是如此吗？
胡泳：我觉得这个意义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因为技术有一个所谓的上下文或者说语境。也就是说一项技术拿过来，不是说这个技术就能改变一切，这个技术一定是要植根到现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中。所以说，在中国就会出现别的地方尤其是互联网领先的那些国家所没有的东西。像新浪这种新闻门户，在美国是绝对没有的，这个肯定是中国特色。还有像QQ这种典型的以青少年用户为基础的网络，现在可能还超越了传统网络用户，形成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至于说互联网上流行的东西，中西方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有它独有的东西。
为什么中国容易造成互联网上舆论的激烈程度超越传统媒体？一个原因就在于传统媒体不可能给普通的中国人以表达的渠道，所以说当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互联网以后，它肯定以一种更加迅猛、更加极端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出现。所以，你就看见互联网上有时候很多人有愤青、暴民的倾向。
本报记者：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现状是否已经超过了你十年以前的预期？
胡泳：我觉得，有些地方是百分之百地超过了，但是有些地方互联网的潜力没有真正实现。因为当年像我们这些所谓的互联网的鼓噪者，更多地是从乐观的角度看待互联网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和中国整个近代史是相关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打进来，当时大家首先说西方人的船比咱们好，他们的技术比咱们好，也就是所谓的船坚炮利。后来发现光改技术不行，要改制度。然后制度不行，最后一定要改文化。所以说会经过近代的几步曲。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最后又归到中国的文化上面来。实际上是走了一个“技术—制度—文化”这样一条线。当时互联网刚进来的时候，首先大家都觉得这个技术本身可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事实上来讲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技术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些东西的基本面我觉得也没改变，比如说制度和文化。
关于电视和博客
本报记者：谈谈电视吧，你作为总策划或总导演参与的几档节目《对话》、《经济信息联播》、《赢在中国》等都比较成功，不过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比较精英化的知识分子，而电视无疑又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媒体，人们甚至一直以来以批评电视的庸俗为乐，什么原因让你参与到电视中去？
胡泳：中外的知识分子都认为电视是一种媚俗的东西，面向大众，很多东西是快餐，哗众取宠。但我首先认为我自己是个媒体人士，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因为媒体人士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同真正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是不同的，当你做媒体的时候想到的是要为哪些受众服务，服务的时候有什么价值观，怎么把这些价值观传递给服务的受众。我认为没有价值观的媒体人士是不合格的媒体人士。当你置身于媒体的时候，看事物不可能像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样说这个东西很烂，只能说媒体对我们来讲首先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专业所在，我们通过这个专业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时候你的视角会不一样，心态会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如果把做媒体的人也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话，我认为媒体的知识分子是不同于另外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它是一个独特的群体。
本报记者：你本人也写博客，还是一个博客网站的总编辑，关于博客的商业前途你持何种看法？
胡泳：博客也涉及到中国互联网特色的问题，中外的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在美国，博客所衍生出来的东西有的是很好的模式。比如说它的博客搜索，还有一些工具开发商，国外有的东西是我们不具备的，他们确实能用工具或软件制造钱。当它有一个用户特别愿意使用的工具的时候，它这个东西本身就能卖钱。在中国这种工具性地赚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点有巨大的不同。第二点，他们博客的专业化确实能够导致广告的投放，从这点来说，我对中国博客的商业前途也不看好。中国互联网广告的增长势头一定会比传统媒体好，但它主要的吸纳对象一定是门户网站，几家网站巨头把这广告份额分得差不多了。偶尔剩下的广告投入到一些垂直的网站上，但你要说投放到某个博客上，或某个博客的出版商上，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博客出版商的商业前景都会是暗淡的。
本报记者：总体来说，我觉得你对时代的发展比较敏锐，对历史的脉搏把握得比较准，而媒体从业者本身却是容易浮躁的，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你的这种敏锐感来自于什么？
胡泳：我觉得这个和80年代的环境有关系。80年代初改革开放允许读一些西方的书，《第三次浪潮》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那本书当时在中国卖了100多万册，给中国人的震惊是蛮大的。我不觉得那本书写得多好，但给封闭很久的中国却带来了很大的震惊。我那时读高中，看那本书感觉是天方夜谭，当时书上用了个词“prosumer”，翻译成中文是产销合一者。我当时对这个词印象特别深，当时不明白，但很好奇。觉得这个未来的东西有一天会来，但和自己的现实又隔得特别远。
另外一个给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走向未来》丛书，它包罗万象，各个学科都有，信息量特别大，我当时是如饥似渴地读这套书，因为自己的学科知识是空白的。整个80年代，我觉得中国社会的理想化程度会高一些。大家真心实意地想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另外的原因，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做开风气之先的事，包括做电视，我做的三个栏目各有不同。一个是《经济信息联播》，当时央视没有经济新闻，我做《经济信息联播》当时很苦，从早上九点上班到晚上十点半。后来做《对话》，是谈话类节目，主旨是商业思想的碰撞，到后来的《赢在中国》，是真人秀形式。图书方面，可以自豪地说我做管理书在中国也是很早的，《海尔中国造》是中国最早的企业史著作之一。也就是说，我个人愿意尝试各种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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