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回到大学去教书
本报记者:对于自己的职业有没有终极规划?
胡泳:我可能最终会回到大学去教书。那也不是很遥远的事,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因为媒体有一个规律,到你精力和年龄都不济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很难做得更好了。因为媒体的压力太大了,它消耗的东西太多。我觉得我积累了这么多东西,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本报记者:刘小枫写过一本书叫《我们这代人的爱与怕》,你内心的爱和怕是什么?
胡泳:有的人会认为自己那代人最惨,有的人会认为自己那代人最幸运,总之会给自己所处的时代赋予意义。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80年代求学,所以60年代和80年代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决定了我对现在的某些东西是看不惯的,比如说我对目前中国商业文化统治一切非常不认同。价值标准特别单一,商业化不是坏东西,没有商业化就没有自由,但如果一个社会只用一个标准的话,这个社会是蛮可怕的。从社会的角度讲,我最害怕中国社会变成没有价值,没有尊严,没有信仰的社会,所有的中国人变成做事无底线,做人无原则的人。我很害怕这个,这倒不是说我多么忧国忧民,只是我觉得中国社会正岌岌可危地往这方面走。如果生活在一个无法治理的社会是很悲惨的。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惧。
对于我而言,我有受教育的机会,我能够走出中国看到世界,我所做的事情多少能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带来一些改变,很欣慰。恐惧虽然存在,但这个时代还是很好的。它毕竟可以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中国社会的走向就像三峡,长江从源头走到三峡的时候成为一个特别小的口。我觉得从鸦片战争外国人打中国之后,中国基本就在三峡这个口,到现在没走出这个口,当历史和社会突然被挤到一个小的出口的时候,会看到血流成河的现象。或许到2040年我们能走出这个口,你或许看到长江下游一马平川。生于这个时代,我觉得要对中国能走出这个峡口抱有很大的希望。
对未来我是谨慎乐观的,我之所以持谨慎的乐观,可能对过去的东西想得太多。历史的负载太多了。
本报记者:是不是你这一代人的历史负载都很重?
胡泳:我不敢说能代表这一代人。但我个人认为过去历史的负载还是巨大的,我们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这可能是我恐惧的原因。
本报记者:现在工作似乎很忙,还有什么阅读习惯呢?你想通过阅读获得哪方面信息?
胡泳:我会同时看好几本书。当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从那个东西我可能就转到另一本书上了。跳跃性的思维多一些。
现在信息来源看书最多,其次是上网。基本不看其他的纸媒体和电视。这一个是时间原因,一个是投入产出比原因。如果一份报纸有100页,但只有2页对我有用,我觉得这是浪费巨大的事情。我没有精力耗在这上面,我一定是找一个对我有用的东西。新媒体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如果对新媒体足够熟,完全可以做到自己想看什么就看到什么,而不是被动地去看。
从业务角度讲,财经、管理看的多,但我视野很杂。现在试图去读一些小说,但感觉不一样了。我会读很古老的小说,比如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我读得津津有味,但这些书大家现在大多都不读了。
站长排行
新闻
学院
专栏
盈利
如果你有站长界人事变动、重组并购、变革技术出现,以及产品投诉等重要新闻线索,请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予特别关注。
0631-3653338
站长中国编辑部
站长中国24小时新闻热线: 13256307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