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回到大学去教书
本报记者：对于自己的职业有没有终极规划？
胡泳：我可能最终会回到大学去教书。那也不是很遥远的事，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因为媒体有一个规律，到你精力和年龄都不济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很难做得更好了。因为媒体的压力太大了，它消耗的东西太多。我觉得我积累了这么多东西，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本报记者：刘小枫写过一本书叫《我们这代人的爱与怕》，你内心的爱和怕是什么？
胡泳：有的人会认为自己那代人最惨，有的人会认为自己那代人最幸运，总之会给自己所处的时代赋予意义。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80年代求学，所以60年代和80年代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决定了我对现在的某些东西是看不惯的，比如说我对目前中国商业文化统治一切非常不认同。价值标准特别单一，商业化不是坏东西，没有商业化就没有自由，但如果一个社会只用一个标准的话，这个社会是蛮可怕的。从社会的角度讲，我最害怕中国社会变成没有价值，没有尊严，没有信仰的社会，所有的中国人变成做事无底线，做人无原则的人。我很害怕这个，这倒不是说我多么忧国忧民，只是我觉得中国社会正岌岌可危地往这方面走。如果生活在一个无法治理的社会是很悲惨的。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惧。
对于我而言，我有受教育的机会，我能够走出中国看到世界，我所做的事情多少能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带来一些改变，很欣慰。恐惧虽然存在，但这个时代还是很好的。它毕竟可以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中国社会的走向就像三峡，长江从源头走到三峡的时候成为一个特别小的口。我觉得从鸦片战争外国人打中国之后，中国基本就在三峡这个口，到现在没走出这个口，当历史和社会突然被挤到一个小的出口的时候，会看到血流成河的现象。或许到2040年我们能走出这个口，你或许看到长江下游一马平川。生于这个时代，我觉得要对中国能走出这个峡口抱有很大的希望。
对未来我是谨慎乐观的，我之所以持谨慎的乐观，可能对过去的东西想得太多。历史的负载太多了。
本报记者：是不是你这一代人的历史负载都很重？
胡泳：我不敢说能代表这一代人。但我个人认为过去历史的负载还是巨大的，我们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这可能是我恐惧的原因。
本报记者：现在工作似乎很忙，还有什么阅读习惯呢？你想通过阅读获得哪方面信息？
胡泳：我会同时看好几本书。当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从那个东西我可能就转到另一本书上了。跳跃性的思维多一些。
现在信息来源看书最多，其次是上网。基本不看其他的纸媒体和电视。这一个是时间原因，一个是投入产出比原因。如果一份报纸有100页，但只有2页对我有用，我觉得这是浪费巨大的事情。我没有精力耗在这上面，我一定是找一个对我有用的东西。新媒体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如果对新媒体足够熟，完全可以做到自己想看什么就看到什么，而不是被动地去看。
从业务角度讲，财经、管理看的多，但我视野很杂。现在试图去读一些小说，但感觉不一样了。我会读很古老的小说，比如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我读得津津有味，但这些书大家现在大多都不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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